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世界十大地震

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时间:2020年05月28日 07:22:56

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屏障之二:国际法上的主权豁免原则

屏障之一:良法善治仅保护合法诉权和正当诉求

(作者:黄惠康,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

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屏障之三: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例外无一适用

国际法要求国家确立和行使管辖权须以属地和属人原则为基础,以依据真实联系在域外行使管辖权为辅,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管辖权冲突,促进国际关系稳定和谐。国际法同时要求,各国主权平等,“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主权国家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除非一国放弃管辖豁免,他国法院不得审理以该国国家、政府为被告或针对该国国家财产的案件;除非该国明确放弃执行豁免,其他国家法院亦不得对该国国家、政府和财产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这就是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和制度。

至于商业例外,在本案也不适用。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构成美国法院管辖豁免例外的外国商业活动,是指某种正常做法的商业行为或某种特殊的商业交易或活动。是否是商业性的活动,应当根据行为或交易的性质决定。不享有豁免的外国商业活动仅限于诉讼是基于该外国在美国进行或完成或在美国引起直接影响的商业活动而提出的。在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案中,被“指控”的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府行为无疑属于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没有任何商业属性;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基础性的商业交易关系;中国政府的抗疫行为与美国法院也没有最低限度的联系。这些都不满足限制国家豁免权的商业例外的适用条件。

关于恐怖主义例外,美国2016年《反资助恐怖主义法》规定:一个国家如果支持恐怖主义行为且导致美国有关人员的伤害,美国当事人可以在美国法院直接起诉这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只有当外国政府资助恐怖行为导致美国公民受伤或者死亡时,才构成主权豁免例外。这在本案根本就不存在。

借疫情向中国“索赔”毫无正当性可言,属于典型的诬告滥诉,于法不容,在任何良法善治国家均不可能得逞。原告无端指责中国未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下的及时通报义务,故意隐瞒和知情不报,抗疫不力,应该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承担责任,并试图以各种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恶意揣测为由对中国发起诬告滥诉。但起诉方既没有提供可裁判的事实证据,也没有法庭管辖权的适当依据,巨额索赔的诉求更是异想天开,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方面,均站不住脚,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和“不作为”的客观事实,国际法上也无病毒起源地国家责任的任何规定。5月9日外交部“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已给出极具说服力的回答。

关于侵权例外,要求中国承担侵权责任的种种指控,在法律上毫无依据。根据国际法,国家责任的产生,在受害国的损失和责任国的不法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中国对美国没有实施任何可归因于中国政府的国际不法行为,中国的防疫抗疫行为与美国因疫情大规模暴发可能遭受的人身伤害、死亡或者财产损害或丧失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何来“侵权”责任?也许美国人民应该对本国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甩锅”推责的卑劣行径讨个说法。

法律仅保护合法诉权和正当诉求。诬告滥诉,有违公平正义,破坏社会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历来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在美国,虽然《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美国受害人对在美国境内造成人身伤害、死亡或者财产损害或丧失的外国侵权行为,向该外国追索损害赔偿金,但该法明文规定不支持基于行使和履行或者不行使和履行自由裁量权而提起的任何权利要求,不管此项自由裁量是否被滥用;也不支持由于诬告、滥用程序、文字诽谤、口头诽谤、歪曲、欺骗或者干涉契约权利而引起的任何权利要求。

在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些诬告滥诉案中,由于被告并不是普通民事主体,作为外国政府,法院需要首先判定被告是否适用主权豁免原则。为寻求法院管辖权的依据,诬告案的炮制者们挖空心思,企图在适用1976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的恐怖主义例外、商业例外和侵权例外规则上找到突破口,但是在法律上均难以成立。美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此类诉讼通常是徒劳的。为了绕过法律对美国法院管辖权的限制,一些政客企图进一步在美国国会推动立法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但国会必须要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短短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的轨迹,不难看出,向中国“索赔”是美国政客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阴谋。对内,在大选年顺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对外,企图嫁祸于人,遏制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方面的影响力,进而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从今年1月中国首遭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商务部长罗斯公然宣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幸灾乐祸,到2月疫情在美暴发时总统特朗普坚称“病毒不久将神奇般消失”的漫不经心,再到3月疫情告急时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客纷纷将新冠病毒诬称为“中国病毒”的“甩锅”推责,再到4月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凸显了一些美国政客的自私和不择手段,也暴露了诬告滥诉案背后险恶的政治目的。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几近失控,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备受诟病。“大灾年”恰逢“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内斗空前激烈。为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一些无良政客使出“甩锅”的惯用伎俩,接连抛出污名化中国的荒谬论调,继而打起了向中国“索赔”的如意算盘。先是一些信奉“不成功,也成名”生存法则的美国律师,在联邦法院发起多起民间“集体诉讼”,然后是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出面“状告”中国,密西西比州随后跟进。滥诉对象从中国政府延伸至政党、军队乃至专家学者个人,诉由五花八门,诉求则从“追究责任”扩展至天价“索赔”。5月8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等17个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联名致信美国参众两院领导层,扬言“要让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与破坏负责”。与此同时,共和党参众议员分别提出了十余项涉疫情反华议案,企图通过立法或修改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扩大主权豁免的例外,为诬告滥诉铺平道路。不排除有更多的诬告滥诉案跟风出笼。然而,不管炮制者政治上如何操弄算计,法律上如何精心包装,借疫情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图谋注定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站在他们前面的不但有14亿坚如磐石的中国人民,还有至少三道难以逾越的法律程序屏障。

据美国媒体披露,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曾于4月17日发出长达数十页的内部备忘录,授意本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共和党的“抹黑攻略”与密苏里和密西西比两州共和党总检察长的诬告滥诉及17州共和党总检察长的联名施压,一前一后,这难道仅是巧合吗?正如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汤姆·金斯伯格指出的那样,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诉讼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是右翼政客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掩盖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

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是美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专门法律,是美国法院受理以外国或外国政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依据。该法明确规定,美国法院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管辖和国家主权豁免。外国不享有美国法院司法管辖豁免的民事诉讼仅限于该法限定的少数几项例外,其中包括:外国明示或默示放弃豁免;在美国进行或完成或有直接影响的商业活动;由于继承或馈赠而取得的在美国的不动产权利;在美国境内造成人身伤害、死亡或者财产损害或丧失的侵权行为等。2016年《反资助恐怖主义法》将豁免例外扩大至支持恐怖主义行为。而所有这些豁免的例外,在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案中均不适用。中国国家和政府完全享有不受美国法院管辖的主权豁免。这早已在1982年湖广铁路债券案、2003年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2005年莫里斯旧债案、2009年“厦船重工案”等一系列判例中得到确认。对此,美国法学界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著名国际法学家凯特纳教授特此撰文告诫说,“别费力为冠状病毒起诉中国了”。

早在16世纪,近代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就已指出:凡行为不属于其他人的法律控制,从而不致因其他人意志的行使而使之无效的权利,称为主权。此时的主权概念已隐含了主权国家不受他国管辖的意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库诺交易号诉麦克法登案”的判决,是确立国家不受外国法院管辖的原则最早的国内法院判例。此后,英国法院自1820年、德国法院自1815年、法国法院自1827年、比利时法院自1840年起也都遵循这一原则,并且其逐步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最终形成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美国政府和法院有义务确保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不受侵犯。

尽管在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范围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但无论是绝对豁免主义还是限制豁免主义,都承认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极端重要性,都承认国家的主权行为和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享有不受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别只在于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是否也应该享受豁免。因此,即使按照限制豁免主义,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府行为也完全适用国家豁免原则。

综上所述,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炮制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政治闹剧,不得人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根据主权平等和国家豁免原则,美国法院应毫不迟疑地驳回向中国“索赔”的诬告滥诉图谋。

个人专栏

  • 每经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刺激经济应出一揽子政策,不能简单扩投资或扩消费

    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旭5月22日,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疫情冲击之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比上年同期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如何提振经济,如何在拉动消费回升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成为两会期间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围绕这一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近日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刘元春分析,“三驾马车”对疫情的敏感程度、对后疫情时期政策扶持的反应,都会有很大差别,对经济贡献会有巨大的调整。在他看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要以“六保”作为支撑点和抓手,强化底线思维,出台一揽子扩张需求的宏观政策,而不是简单地扩投资或者扩消费。“三驾马车” 对疫情敏感程度有差异NBD:眼下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刘元春: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在今年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四个季度的变化都会很大。一季度国内疫情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比较大,从而导致内需疲软,对外需的影响相对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二季度,特别是二季度下半期,国际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停摆,特别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即欧美等经济体相继出现疫情高潮,这将会对我国出口造成深度冲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预测,今年二、三季度世界贸易增速有可能下降30%。中国作为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价值链枢纽,同时又是世界工厂,受到的冲击有可能比全球平均水平还要高。所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在二、三季度会有比较明显的拖累效应。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我国外贸出口在连续同比负增长后,于4月转正,同比增8.2%。但要注意到,4月份出口数据部分反映的是去年底的订单。目前来看,“订单荒”是3月份全球疫情暴发之后才出现,所以正常情况下它会影响今年5~6月份和三季度的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因为4月份出口数据还不错,就认为世界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复工复产之后,投资方面特别是基建投资、国有企业投资恢复可能会比较快;消费方面,如果没有消费刺激政策的话,恢复则会比较缓慢。所以,“三驾马车”对疫情的敏感程度、对后疫情时期政策扶持的反应,都会有很大差别,对经济的贡献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NBD: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同比下降6.8%,谈到未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有人认为应当给居民发钱,有人认为应当给企业发钱,对此您怎么看?刘元春:肯定要以“六保”作为支撑点和抓手,强化底线思维,来匹配投资、消费、就业、民生等,出台一揽子扩张需求的宏观政策,而不是简单地扩投资或者扩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第一步是疫情救助,对于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进行救助,维持他们正常的生存和运转。第二个就是要全面助推复工复产,稳住国内经济循环的基本盘,这就需要我们出台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政策来带动需求。另外,还要出台以新旧基建为主体的投资扩张政策。这些前期中央已经作了很好的部署,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政策。给居民发钱就是说给一些贫困人员、特殊人群发放疫情补贴和生活补贴。今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通过困难补助、疫情补贴和消费券等形式来稳定民生,稳定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给企业发钱也很重要,尤其对中小微企业而言。由于大量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比较大,资金流出现问题,适时补充其日常经营资金,保证其流动性稳定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实际上承担了吸纳就业等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如果中小企业不能保持稳定,我们的就业、很多行业供应链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创新市场活力都会受影响。所以通过对中小企业开展定向再贷款、贴息贷款、减税降费,就变得非常重要。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很多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方案,但客观来讲,一些常规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触及中小微企业,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一些非常规政策。不过也有人担心,这会让一些本身经营不善的、不应该得到救助的企业得到救助。所以这些措施还需要有很扎实的实地调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情况来出台相应的救助标准和救助方案,让那些确实因为疫情导致经营困难的企业得到救助。通过这些救助以及需求刺激,使供需逐渐达到平衡,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循环的顺畅,进而产生涓滴效应,这样就使大家能就业、有收入,有正常的消费,整个经济就不会停摆。这是它最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人群 制定差别化补贴政策NBD:受疫情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受到影响,有专家认为应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现金补贴以带动消费,但也有人担心,低收入人群可能会将补贴“存起来”而不是去消费。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刘元春:这很正常,任何人拿到补贴并不会100%用来消费,会有人进行预防性的储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之初就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稳定民生很重要的就是要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安心,所以倒不必担心因为老百姓(603883,股吧)要把补贴存起来一部分就不进行补贴,任何财政支出都会有一定耗损。虽然一部分补贴不会转换成当期的需求,但这对于社会稳定,对经济循环都是必需的。应该充分考虑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情况、消费支出结构等,制定差别化的补贴扶持刺激方案。比如对尚未满足温饱的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体,现金补贴不一定能带动改善性支出,可以考虑对这部分人群发放消费券,进行定向的民生资助;对中等收入群体则可以采取以旧换新、家电下乡、减免汽车购置税等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来带动消费。NBD:也就是说,您认为目前对低收入人群的现金补贴及消费券这两种方式对拉动消费都很有必要?刘元春: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弹性、需求层级不一样,因此要制定不同的方案。居民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存款,实际上是他消费常态化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给予低收入人群一些补贴,让他们进行正常的消费支出,实际上会起到相应的作用。而即使全都给消费券,实际上也有可能会产生黑市,比如不需要消费券的人也可能会把买来的东西再卖给别人,转成现金。所以不能简单说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哪个好哪个不好,必须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消费弹性支出,根据收入结构、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来制定相应的方案。当然,这里会涉及一些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消费券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不像大家想象的代金券,消费券也分很多类型,比如发放的油票、肉票等。像国家去年出台的联动机制就针对贫困群体发放了约32亿元的猪肉价格临时补贴,就是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刚性需求。再比如针对刚上大学的学生群体进行手机价格补贴,因为手机对大一新生来说是必需品,这个补贴一定是有效并且能拉动消费的。所以,消费券和补贴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设计。NBD:目前来看消费券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有专家建议把它作为一个长期化的政策工具,您觉得这个可行吗?刘元春:这不太可行。西方很多国家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就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政府作出的每月或每年为其管辖区域内的全体公民或居民提供一笔固定收入的保证,这种保证会覆盖有关区域内全体具有合法身份的公民或居民,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可终生连续发放。这种方案是比较激进的,我认为还是要按照基本的市场原则来运转。如果经济运行常态化的时候还要发放消费券,实际上是扰乱经济运行。消费券和各种临时性的生活补贴只是应对经济疲软的危机应对政策,而不应是一种常态化政策。而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我们应该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安全体系来解决。比如对失业人员的救助,可以通过失业金、失业保险等来解决,对因病致贫人员通过伤残保险、医疗保险等来解决。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种大的疫情来临时,这种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安全体系和保障体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时候一是要开展人道性的救助,另外就是要进行经济刺激。所以现在一些消费券的发放不仅仅是一个人道救助,还有刺激消费的作用。比如汽车购置税的减免,在一些超常状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常态化,不买车的人就得不到这项补贴,很有可能就会使不同人群之间产生不公平感。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疫情状况来进行相机决策,不能无条件地推行消费券常态化。未来新基建将在 供给端发挥大作用NBD: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提到,在中国消费的构成中,60%多是靠私人消费,还有30%是靠公共消费。对于加大公共消费力度您有哪些建议?刘元春:当然我们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消费,比如“三公”经费肯定要减少,同时应该加大一些公共服务的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包括公共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另外,还有政府的一些采购,包括一些扶贫模式的改进等,都可以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来展开。还有一些属于公共投资。公共投资通常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好了,也会带动私人消费。比如把公共停车场地建设好,对普通民众而言,买车后停车的成本就会降低,进而带动居民消费。国家一直倡导要厉行节约,降低三公经费,所以要提升公共消费,只能在公共服务上加大力度,带动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支出提升。NBD: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新一轮基建计划,包括新基建项目。有人担心这一轮基建投资会不会与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如出一辙?您如何评价?刘元春:这个倒不必担心。原因在于:一是新基建明确了是以下一轮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作为投资方向,特别是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而不是过去的传统产业。二是新基建的建设主体、资金来源肯定是多元的。不一定就是单纯政府投资,而是会通过PPP、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募集社会资金来参与,同时又要跟很多新基建实施主体、新经济的企业单位进行密切配合。所以跟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有明显区别,一是它的量占GDP的比重比2008年要低;二是它是以项目作为先导,2008年的4万亿主要由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因此这一轮新基建的投资扩张会在政策选择、项目实施、市场运营等方面有重大改变,通过总结和吸取“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些教训,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当前国家把新基建作为一个重点战略提出来,它是以未来新动能的构建、未来技术发展和产业作为落脚点,所以不仅仅要起到一个短期刺激的作用,还要起到一个中期新动能构建、模式转变的作用。NBD:您觉得长期来看,新基建对消费格局的改变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吗?刘元春:新基建跟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密切相关,尤其工业互联网会成为下一轮技术进步争夺的焦点,因此未来新基建主要会在供给端发挥很大作用,促进生产端的技术运用和技术进步。在消费端,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一些消费体验会大幅度提升,比如网速大幅提升,一些ITC技术得到大幅改进等。NBD: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在GDP同比下滑6.8%的情况下,金融增加值增速依然达到6%。在您看来,银行业应当如何给其他行业和消费者“让利”?刘元春:中国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参照欧美一些国家来看,这就会造成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过高。另外,我们的大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很多都集中在金融行业,同时上市公司的利润大部分也集中在金融领域,这样一种格局就表明我们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定价机制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在目前这样的状态下,银行要有一些战略调整。一是要通过降息降费等方式,使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明显下降,特别是在目前疫情冲击、经济疲软的状况下。第二点,银行利润的运用不能简单地用于金融业的再扩张再投资,而应当通过国有资本收入账户体系,使其利润更大比重地转化为财政收入,转化为对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补贴,转化为民生救助等。比如现在金融企业的利润差不多30%是上交国家财政的,这个比重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第三点是银行的一些利润可以更多地转换成拨备和资本金,以此提升金融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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